《尔雅》初稿本只是《尔雅》的雏型，在文字、体制上仍有有待于加工、提高之处。到西汉初期，《尔雅》便进入修改定稿的阶段。

自汉惠帝时起，叔孙通编的含有《尔雅》数篇的《礼记》与《尔雅》原书并行流传，《礼记》保留的是早期《尔雅》的文字，这就是张揖说的“文不违古”，而《尔雅》原书则因文化发展的需要，从初稿到定稿，在文字上自然要精益求精的。这样，两者一比较，便显示出文字上的差异来。试看臧庸所举编入《礼记》的《尔雅》数篇文字，与定本《尔雅》相比，条条都有出入。如：“女子先生为姊”，定本“女子”上有“谓”字；“大者谓之产”，定本“者”作“籥”；“卿大夫方舟”，定本无“卿”字；“妻父曰外舅”，定本作“妻之父为外舅”；“吾谓之甥”，定本“甥”下有“也”字。所引5条，条条有文字上的差异，足以说明叔孙通引入《礼记》的《尔雅》数篇是《尔雅》的初稿。

汉初《尔雅》的定稿工作，现可考者，除了文字加工之外，主要是加上《序篇》，并对有关篇目作了编辑说明。

《尔雅》的《序篇》，因《毛诗·周南·关雎诂训传》孔颖达正义的引用而保留一则文字：

《尔雅·序篇》云：《释诂》、《释言》，通古今之字，古与今异言也。《释训》，言形貌也。

文中说的“字”，实指“词”，古代“字”“词”不分。要注意的是，《序篇》里将《释诂》、《释言》混言无别，归在一起，说明《序篇》不是《尔雅》初稿本原有的篇目。从文气上看，《序篇》也不会出于秦始皇焚书之前。只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，造成了文化的断层，这才有汉初急切复兴传统文化的历史自觉。人们想起了“尔雅以观古，足以辩言矣”（《大戴礼记·小辨》）的古训，就特别看重这部以“尔雅”命名的辞书在训释古今异言上的特殊价值。《序篇》把《释诂》（附《释言》）与《释训》并列，不久就连缀成“诂训”一词，为《毛诗诂训传》所本。孔颖达引《序篇》，意在说明《毛诗诂训传》为什么以“诂训”命名的原因。他接着解释说：“‘诂训’者，通古今之异辞，辨物之形貌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。《释亲》已下，皆指体而释其别，亦是诂训之义。故唯言‘诂训’，足总众篇之目。”可见《毛诗诂训传》的命名，实以《序篇》为依据。《序篇》既不是《尔雅》初稿本原有，又出于《毛传》成书之前，那就应是《尔雅》定稿本的前言了。

再看《尔雅》修改定稿时对有关篇目所作的编辑加工。

一是加按语说明。《释地》有“五方”类。从字面看，“五方”当指东、南、西、北、中。但“五方”类说的却是五方怪异之物：东方比目鱼、南方比翼鸟、西方比肩兽、北方比肩民、中央枳首蛇。这些词条的内容与类名并不相应。大概“五方”为《尔雅》初稿本所立，至定稿时，编得发现类名“五方”失之过泛，特于“枳首蛇”条后加上一句限制性的说明：“此四方中国之异气也。”因为这句话排在类名“五方”之前，必不是“五方”的注语，应是定稿时的编者按语。由于这按语与“比目鱼”、“枳首蛇”等条浑然一体，因此历来被当作经文。

二是特为有关篇目立专条说明。《尔雅》编次篇目的难点之一，是动植物方面篇目的编排：是植物排在动物之前好呢，还是动物排在植物之前好？先秦时代，大抵以动物排在植物之前。如孔子说学《诗》，可以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。《管子·七法》也有“人民鸟兽草木之生”的说法。而《尔雅》动植物方面篇目的编次，却与此相反，以“草”、“木”、“虫”、“鱼”、“鸟”、“兽”、“畜”为序排列。这里要讨论两个问题：

第一，是“草”、“木”放在“虫”、“鱼”、“鸟”、“兽”、“畜”之前。这是上承“地”、“丘”、“山”、“水”而来的。因为古人认为，地性生草，山性生木，故在《释地》、《释山》等篇之后接上《释草》、《释木》。

第二，是“虫”放在“鱼”、“鸟”、“兽”、“畜”之前。在先秦时代，“虫”字有广、狭二义。狭义指昆虫，广义则指一切动物。《尔雅》恰恰是“虫”字由广义用法到狭义用法的转捩点。《释虫》篇即取“虫”的狭义用法，特于篇末立专条说明：

有足谓之虫，无足谓之豸。

率先对书中的“虫”字，作了明确的界说。“虫”字的广义用法，大体如《大戴礼记·曾子天圆》说的“五虫”，即“毛虫”（兽）、“羽虫”（鸟）、“介虫”（龟）、“鳞虫”（鱼）、“倮虫”（人）。但《尔雅》动植物方面篇目的编次，不从《大戴礼记·曾子天圆》的旧说，而采用秦汉间有关四季各有不同代表性动物的新说。这新说见于《吕氏春秋》十二纪和《礼记·月令》。十二纪以四季为序，每季各有孟、仲、季三纪。《季秋纪》有“为来岁受朔日”一语，即以夏历九月（季秋）为岁终，与之相应，当是以夏历十月（孟冬）为岁首了。据《史记》，秦始皇二十六年（前221）一统天下时，始改以夏历十月为岁首。可见《吕氏春秋》的初稿虽成于秦王八年，“但其补缀之功，直至秦政统一天下之后”（徐复观《两汉思想史》）。汉兴，沿袭秦制。《礼记·月令》亦袭秦制，系删取《吕氏春秋》十二纪的纪首写成。现将《吕氏春秋》十二纪、《礼记·月令》与《尔雅》的关系列表如下：

大概由于介虫种类少，且与鳞虫一样，为水中的生物，因而附于鳞虫之后，设立《释鱼》一篇。郝懿行义疏即谓“兹篇所释兼包鳞、介之属”。又因为古有“家养谓之畜，野生谓之兽”的说法，故又于《释兽》后另立《释畜》一篇。这样，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《释虫》、《释鱼》、《释鸟》、《释兽》、《释畜》的序次。从上表看出，这种以“虫”、“鱼”、“鸟”、“兽”为序次的编目，当定于秦政统一天下，改以夏历十月（孟冬）为岁首之后。在此，还要指出的是，《尔雅》也成了“禽”字由广义用法到狭义用法的转捩点。在先秦时代，“禽”字包举鸟类、兽类，而《尔雅》则是“鸟”、“兽”分篇，以“禽”字专指鸟类。《释鸟》篇末也立专条说明：

二足而羽谓之禽。四足而毛谓之兽。

这条既是从“羽虫”、“毛虫”不同的角度对“鸟”（禽）、“兽”下的定义，又是从《释鸟》篇到《释兽》篇的过渡。于此可见编者的匠心。

三是类名的增改。《释地》篇有“十薮”类，略同于《吕氏春秋·有始览》。《有始览》按国谈薮，说“泽有九薮”，即：

吴之具区，楚之云梦，秦之阳华，晋之大陆，梁之圃田，宋之孟诸，齐之海隅，赵之巨鹿，燕之大昭。

《释地》大体承袭《有始览》的说法，而略有不同：第一，是提法更精确了，如“吴之具区（太湖）”改作“吴越之间有具区”，“梁之圃田”改作“郑有圃田”；第二，是薮名有所增删，即去“赵之巨鹿”，而增以“鲁有大野”、“周有焦护”，成为“十薮”。显然，“十薮”系汉人在定稿时所改。

至于《尔雅》修改定稿的时间，当在西汉初期，即叔孙通“稍定”《礼记》之后，汉文帝置《尔雅》博士之前。西汉末年，刘歆《移书让太常博士》说：

至孝文皇帝，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《尚书》。……《诗》始萌芽。天下众书，往往颇出，皆诸子传记，犹广立于学官，为置博士。

可见汉文帝置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尔雅》传记博士（详赵岐《孟子题辞》），当在晁错从伏生学《尚书》之后。那时，天下能通《尚书》的，只有伏生一人。伏生原是秦博士，他向晁错传授《尚书》，已是九十多岁的老翁了。他对《尚书》字义的解释，大约与《尔雅》训诂无异。人们逐渐发现《尔雅》训释古书字义的价值，如后来《汉书·艺文志》总结的那样：“古文读应《尔雅》，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。”何谓“读应《尔雅》”，陈澧作过这样的解释：“观于《史记》采《尚书》，以训诂代正字而晓然矣。如‘庶绩咸熙’，《史记》作‘众功皆兴’。庶，众也；绩，功也；咸，皆也；熙，兴也。皆见《释诂》。其一二字代训诂者，如‘寅宾’作‘敬道’，‘方鸠’作‘旁聚’。寅，敬也；鸠，聚也。亦见《释诂》。此所谓读应《尔雅》也。”（《东塾读书记》卷十）其实，岂止古文《尚书》，就是《诗经》、《春秋》等亦不例外。当人们知道一本《尔雅》在手，《五经》大体可读时，就会奉《尔雅》为“传记”，即解经释典的权威性文献。

与战国末、秦代初的《尔雅》初稿本相比，西汉初期的定稿本在文字、编纂体例上，均更为完善、更为成熟。这样的本子，才配在汉文帝时“立于学官，为置博士”。

汉文帝以降，作为辞书的《尔雅》因文化学术发展的需要，时常有所增补。如《释天》的“‘乃立冢土，戎丑攸行’，起大事，动大众，必先有事乎社而后出，谓之宜。”显然是据《诗·大雅·绵》毛传文字增补的；《释训》的“忯忯、惕惕，爱也”，其中“惕惕”无“爱”义，此系据《韩诗》解释添加，郭璞注：“《韩诗》以为悦人，故言‘爱’也。”《释山》的“泰山为东岳，华山为西岳，霍山为南岳，恒山为北岳，嵩高为中岳”，当为汉武帝以后学者所增。这样的增补，大约持续到东汉末年。但其间，只作少量的条目或词目的增补而已，决没有也不可能变动定稿本的体制格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