探索《尔雅》的成书时代，遇到两个难题：一是《尔雅》的作者不明。早在西汉中后期，刘向、刘歆撰《别录》、《七略》时已不详著者，东汉班固作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亦不著撰人姓氏。后出诸说如“周公作”、“孔子门人作”等，显系揣度之语、依托之辞。二是《尔雅》的传授在汉文帝前情况不明。自汉文帝时起，《尔雅》的传授才约略可考。东汉赵岐《孟子题辞》说：

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，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尔雅》皆置博士。后罢传记博士，独立《五经》而已。

这说明《尔雅》在汉文帝时已置为传记博士，至汉武帝时虽罢传记博士，只立五经博士，但《尔雅》仍为五经博士必先精通的重要科目。《太平御览》引《汉旧仪》说：“武帝初置博士（指五经博士），取学有通修，博识多艺，晓古文《尔雅》、能属文章者为之。”于此亦可见西汉中后期成书说之不可从。

在《尔雅》作者不明、汉文帝前传授不清的情况下，要考求《尔雅》的成书时代，就只有以书中有特色的词条为依据，借助于同它的内容相关、可资比较的古书，来作参照物。这里说的“有特色的词条”，是指标识特定时代文物制度的词条，是与全书编纂体例（含篇目、类目的拟定）直接相关的词条。准此，我们拟以《尸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等古书，作为考求《尔雅》成书时代的参照物。

《尸子》是战国中期名辩学者尸佼（约前390—约前330）的著作。《尔雅》多处采用《尸子》的名物训诂。如《释畜》的“六畜”类有“牛七尺为犉。羊六尺为羬。彘五尺为 ”等语，均出自《尸子》：“大牛为犉，七尺。大羊为羬，六尺。大豕为 ，五尺。”《释天》的“祥”类共有“玉烛”、“景风”、“醴泉”三条，均出自《尸子·仁意》。从文字上看，也比《仁意》写得精练。如《仁意》说：“甘雨时降，万物以嘉，高者不少，下者不多，此之谓醴泉。”到《释天》则作：“甘雨时降，万物以嘉，谓之醴泉。”可见《释天》的“祥”类、《释畜》的“六畜”类，均以《尸子》有关训诂为依据。

特别要注意的是，《尸子·广泽》论及“天子兼天下而爱之，大也”之后，提出：

天、帝、皇、后、辟、公、弘、廓、宏、溥、介、纯、夏、 幠 、冢、晊、昄，皆大也。十有馀名而实一也。

从这一条，可以推知战国中期已有训诂汇释的先例，同时，也可由此考见《尔雅·释诂》里“合训”（即以一词释一串同义词）这种独特释义方式的前驱。《释诂》青出于蓝，更把《尸子》里“皆大也”条，进而分解为“君也”、“大也”两条：

林、烝、天、帝、皇、王、后、辟、公、侯，君也。

弘、廓、宏、溥、介、纯、夏、 幠 、厖、坟、暇、丕、弈、洪、诞、戎、骏、假、京、硕、濯、 、宇、穹、壬、路、淫、甫、景、废、壮、冢、简、箌、昄、晊、将、业、席，大也。

把尊大之义与广大之义区分开来，自比《尸子》稍胜一筹；词目上也比《尸子》增加32个，即“君也”条增“林、烝”等4个，“大也”条增“厖、坟”等28个。这“君也”、“大也”两条究竟是成于战国末年还是成于西汉初期，自难断言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这些条目不是一二十年间形成的，而是好几代人长期考释、积累的结果。

《尔雅》采用《尸子》训诂表明，《尔雅》成书决不会在《尸子》之前，于此亦可知战国初期成书说之不可取；同时，这也说明，《尔雅》成书远在《尸子》之后。

《尸子》之外，尚有多种战国中后期古书成为《尔雅》选词立目的依据。如取之《山海经》的，有《释地》里的“比肩民”、《释水》里的“河出昆仑墟”等条；取之《穆天子传》的，有《释地》里的“西王母”、《释畜》里的“小领盗骊”、《释兽》里的“狻麑”（狮子）等条；取之《庄子》的，有《释天》里的“扶摇谓之猋”、《释虫》里的“蒺藜，蝍蛆”等条；取之《屈原赋》的，有《释天》里的“暴雨谓之涷”、《释草》里的“卷施草（宿莽），拔心不死”、《释鸟》里的“翠，鹬”等条。到战国末年，《尔雅》从《吕氏春秋》里选词立目，那更直接地关系到《尔雅》成书时代的考定了。

且不说《释天》的“星名”类，与《吕氏春秋·有始览》的“二十八宿”的次序排列暗合，所漏记的星名也都可在星宿相应的位置上填补出来（详何九盈《〈尔雅〉的年代和性质》），单就向来为学者垂青的《释地》来说，其中“九州”、“五方”等类目的拟定，恰恰是以人们不大留意的《吕氏春秋》里的有关论述为依据的。

《释地》的“五方”类说：“西方有比肩兽焉，与邛邛岠虚（即“蛩蛩距虚”，兽名）比，为邛邛岠虚啮甘草，即有难，邛邛岠虚负而走，其名谓之蹷。”语本《吕氏春秋·不广》：“北方有兽，名曰蹶，鼠前而兔后，趋则蛤，走则颠，常为蛩蛩距虚取甘草以与之。蹶有患害也，蛩蛩距虚必负而走。”这“比肩兽（蹷）”与“比目鱼（鲽）”、“比翼鸟（鹣鹣）”、“比肩民”、“枳首蛇”，代表着“五方”怪异之物。

《释地》的“九州”类，历来为人注目，因为“九州”指的是我国上古时代的行政区域。据康有为考证：“《释地》九州与《禹贡》异，与《周官》略同。”（《新学伪经考》卷三）殊不知《释地》的“九州”与《吕氏春秋》更接近。见下表：

在此，唯一要说明的是，《释地》说的“齐曰营州”，即《有始览》说的“东方为青州，齐也”。

以先秦古书作为考求《尔雅》成书时代的参照物，大概可以以《吕氏春秋》来煞尾。今本《吕氏春秋》有十二纪、八览、六论，而西汉司马迁所见古本，为“八览、六论、十二纪”（《史记·吕不韦传》）。“十二纪”后有《序意》，作于“维秦八年，岁在涒滩”。可知《吕氏春秋》初稿在秦王八年（前239）左右完成。至于司马迁说的“不韦迁蜀，世传《吕览》”（《报任安书》），那是指《吕氏春秋》于秦王十二年（前235）以后流传于世而言。

大概《尔雅》初稿成于战国末、秦代初。具体说，是成于《吕氏春秋》问世（前235）以后，秦始皇焚书（前213）之前。这可用汉初叔孙通引《尔雅》入《礼记》一事作为佐证。

三国魏张揖《上〈广雅〉表》道出一个重要事实，就是《尔雅》“爰暨帝刘，鲁人叔孙通撰置《礼记》，文不违古”。对此，清代王念孙特引被时人誉为“校书天下第一”的臧庸的考证来解释：

臧氏在东曰：张稚让言叔孙通撰置《礼记》，不违《尔雅》，然则《大戴礼记》中当有《尔雅》数篇为叔孙通所取入。故《白虎通义》引《礼·亲属记》：“男子先生为兄，后生为弟；女子先生为姊，后生为妹。”文出《释亲》。《风俗通义》引《礼·乐记》：“大者谓之产，其中谓之仲，小者谓之箹。”文出《释乐》。《公羊（传）·宣十二年》注引《礼》“天子造舟，诸侯维舟，卿大夫方舟，士特舟”。文出《释水》。《孟子》“帝馆甥于贰室”。赵注引《礼记》“妻父曰外舅”；“谓我舅者，吾谓之甥”。文出《释亲》。则《礼记》中之有《尔雅》信矣。（《广雅疏证补正》）

叔孙通，司马迁奉之为“汉家儒宗”。据《史记》本传，叔孙通原是秦博士，归汉，为太常。先于汉高帝六年（前201）定朝仪，后于汉惠帝元年（前194）定宗庙仪法。这两件事均与《尔雅》无关。而在定宗庙仪法之后“稍定汉诸仪法”，大约这时才有引《尔雅》入《礼记》之举。至于王念孙说的“《礼记》中有《尔雅》”，那决不能理解为“《尔雅》本在《礼记》中”（梁启超《古书真伪及其年代》），而只是说叔孙通“稍定”的《礼记》里有《尔雅》数篇。很清楚，古本《尔雅》在汉惠帝时叔孙通引《尔雅》入《礼记》之前就已有了。再算算时间：从《吕氏春秋》问世（前235）到秦始皇定挟书律，焚诗书（前213）是22年；再从秦定挟书律到汉惠帝四年废秦挟书律（前191）也是22年。在实行秦挟书律的22年间，全国是一片学术空白，“天下惟有易卜，未有他书”（刘歆《移书让太常博士》）。既然如此，那么，《尔雅》初稿本当成于《吕氏春秋》问世以后，秦始皇焚诗书之前，即成于战国末、秦代初。

再从编纂法则的形成看，也可推定古本《尔雅》出于战国末、秦代初。

《尔雅》的作者不是《吕氏春秋》编者那样的杂家，而是精通诗书、兼及九流的儒家学者。他们受过名家关于名的逻辑分类的学说的影响，但他们率先按义类编次词条，其指导思想实出于《易·系辞》。《系辞》说：“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。”这可视为《尔雅》的编纂总纲。全书从《释诂》到《释畜》十九篇的布局，《释亲》、《释天》、《释地》等七篇下分类目的拟定，《释诂》等篇里“合训”等独特释词方式的采用，无不体现了类聚、群分的思想。《系辞》又说：“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。”即由人及物的序次，这是《尔雅》编次篇目的原则。根据这个原则，全书形成了从人们常用的普通词语到社会生活的、自然万物的百科名词的结构层次。据当今学者考证，《系辞》“乃战国后期陆续形成的著述，其下限可断于战国末年”（朱伯昆《易学哲学史》）。由此也可推知，《尔雅》初稿本成于战国末、秦代初。